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发展方向，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我国未来的发展目标（习近平，2017）。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不仅在经济领域发挥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和经济总量等多种职能作用，而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税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得更为关键。

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是我国税制改革关注的重点。要在税制改革的持续深化中以减轻市场主体税收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基本导向，坚持制度改革与政策运用的协调来持续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近年来，我国围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了一系列税收改革措施。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也提出，政府要加大力度实施减税政策，确保所有行业税收只减不增，实现年减税额5 000亿元以上。仅2019年，我国就实现了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可谓力度空前。

但是，因企业所处的行业和规模等不同，税收对企业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矿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处在与制造业不同的税制环境中，矿业最大的税种是增值税，占每年总税费的一半以上。2018—2019年，矿业增值税进行了2次下调，先前适用16%和10%税率的所有部门分别降低到13%和9%，矿业税收降幅明显，也刺激了矿业企业利润增长。但现行矿业税费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对我国矿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有何影响？不同规模的矿业企业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影响是否具有产权和区域异质性？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商榷。

近年来，税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郭庆旺等（2004）和王立平等（2020）分析了减税政策对财税的影响。但大部分研究仍基于微观层面来分析税收对企业投资行为、创新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的影响。如Hall et al.（1967）分析了税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对美国减税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检验。Zwick et al.（2017）、House et al.（2008）和Liu et al.（2015）发现减税通过促进企业投资来提升生产效率。申广军等（2016）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在短期内通过刺激企业投资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长期则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来促进经济发展。Czarnitzki et al.（2011）认为税收减免通过刺激企业创新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吴辉航等（2017）认为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可以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此外，刘放等（2016）、朱玉飞等（2018）和王业斌等（2019）研究发现，当企业税负过高时，实行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或税收补贴可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减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明显。例如，Yagan（2015）评估了2003年美国股票红利减税政策的作用，发现股票红利减税政策对扩大企业投资和员工雇佣并未起到明显作用。

综上可知，针对矿业企业的税收问题，现有研究主要包括税收的定量分析（李国平等，2010；范振林，2013），以及对矿业经济绩效的分析（李香菊等，2014）。但是关于税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还有待研究。除此之外，研究中国矿业企业税收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必须结合中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和矿业税费制度等背景进行考察，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涉及矿业所处的特殊税制环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本文以矿业企业为样本研究税收政策的影响，采用有别于大部分研究的非参数DEA-Malmquist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矿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从而丰富了国内关于企业税收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理论；其次，引入企业规模这一调节因素，分析了企业规模对二者的调节作用，拓展了现有关于税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框架；最后，结合企业不同产权及区域的异质性，更加全面地分析了税收对矿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矿业实践与税收政策制订提供了依据。

Lucas（198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技术进步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影响技术进步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既可以来自企业，也可以来自政府部门。朱玉飞等（2018）指出税收作为一种企业向政府部门转移财富的方式，会通过约束企业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当企业税收过高时，会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产生较强的挤出效应，从而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首先，从短期来说，企业税收过高，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使企业的现金流减少，企业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在资金短缺和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企业希望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来提高其生产率也难以实现。其次，从长期来说，过高的税收负担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投入（Evan et al.，1990）。创新存在较大风险，若没有足够的预期收益作为补偿，企业承担风险的意愿会大大降低，因此，税收过高会降低企业的预期收益率，制约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通常情况下，政府的税收行为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扭曲效应，且这种扭曲效应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大（Kleven et al.，2013），进而使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矿业作为资源型产业，具有高风险和高投入等特点（吴晓晖等，2009）。综上所述，税收对矿业企业的扭曲效应可能会直接导致企业的生产水平下降。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矿业企业的税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呈负向关系。

从企业规模视角来看，小规模矿业企业通常存在财务管理不规范等特征，在经营过程中会面临更大的风险，税收过高会使小规模企业面临较强的现金流约束，难以支撑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税收对小规模企业高质量发展抑制性更强。大中型矿业企业大多处于成熟阶段，企业竞争优势已经形成，资金实力更加雄厚，现金流稳定且充足，经营利润高，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融资约束较小，税收对其发展的限制性相对较小。此外，不同规模企业所获得的税收优惠也不同，企业发展呈现出差异。一般而言，大中型企业会获得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税收过高导致的利润缩水，缓解了税收过高对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企业规模可能在税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上存在正向调节作用。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企业规模对税收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税收对小规模矿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根据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选取2014—2019年882个样本数据，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删除相关变量缺失或为零值的样本；（2）删除企业代码有误、登记注册类型有误、名称不全及年份重复等不合格的样本；（3）防止出现极端值，对数据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实证过程采用stata15.1和deap2.1等软件。

（1）被解释变量：企业高质量发展（TFP），指企业追求高水平、高层次、高效率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目标状态和发展范式（黄速建等，2018）。参考段姝等（2022）的研究，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企业税收（tax），选用企业缴纳的税费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税收。

（3）调节变量：企业规模（size），选用企业年末资产总额取对数来衡量。

（4）控制变量：根据朱玉飞等（2018）和王业斌等（2019）的研究，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有形资产密集度（pp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年龄（age）和企业产权性质（state）等作为控制变量。此外，选取除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外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作为虚拟变量，控制不同地区的差异，还加入了年份（year）和产权（state）指标，控制不同年份及产权的差异。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借鉴章祥荪等（2008）和周楠等（2020）的研究工作，采用DEA-Malmquist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高质量发展水平，该方法适用于面板数据且计算过程简洁，尤其采用线性优化给出边界生产函数与距离函数的估算结果，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的形式和分布进行假设，从而避免了强大的理论约束。

将所选企业作为单个的测量单位，构成不同时期的最佳实践生产前沿面，同时将测量单位的生产与最佳实践生产前沿面相比，以此得到所选企业不同时期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情况。本文从产出角度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衡量，估算模型如下：

式中：D_t 和D_t+1分别为t和t+1时期技术水平下决策单位的距离函数；M_t 和M_t+1分别为t和t+1时期技术水平下，由t时期到t+1时期技术水平下基于产出角度的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变动。

为减少误差，取式（1）和式（2）的几何平均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根据Fare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effch）和技术进步（techch）。其中，技术效率又可分为纯技术效率（pech）和规模效率（sech）。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率有所提升；若Malmquist指数于1，则说明生产率有所下降。

基于资本、劳动要素视角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借鉴刘潇（2012）的做法，选取矿业企业营业总收入作为产出指标，资产总计作为资金投入指标，员工人数作为劳动投入指标。由于样本量过大，本文不展示实证结果。

为研究税收（tax）对矿业企业高质量发展（TFP）的影响，构建如式（4）所示模型：

为验证企业规模（size）对税收与矿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借鉴温忠麟等（2005）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税收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构建如式（5）所示的计量模型：

式中：i为企业；t为时间；TFPi,t为i企业t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水平；taxi,t为企业税收；Σ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表1）；α0、β0表示常数项；αi（i=1，2）、βi（i=1，2，3，4）为待估计变量的回归系数；μ为地区效应；λt为年份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由表2可知，矿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TFP）最大值为10.198，最小值为0.105，平均值为1.355，说明我国矿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税收（tax）的均值为0.319，说明中国矿业企业整体税负较重，其他控制变量的离散程度较好，不存在异常值。因此，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的代表性。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展示具体样本数据。

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来对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大部分变量相关系数均很低，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本文通过面板回归分析来检验2个假设，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列（2）是研究税收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估计结果，其中税收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的税收越高，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越强。由此，假设H1得到证明。为了检验在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下，税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引入企业规模与税收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4中列（3）所示，交互项回归系数为1.062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规模能够正向调节矿业企业税收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企业规模越大，越能缓解税收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负向关系。假设H2得到证明。

根据产权性质不同，将矿业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由表5的列（4）和列（5）可知，非国有企业TFP与tax均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国有企业系数为-3.8376，但结果并不显著，说明税收对国有企业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较弱，这与国有企业的特征有关，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它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主要担负调节社会经济的职能。因此，国有企业往往享有许多国家给予的政策性优惠和某些特权，如财政补助以及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亏损弥补和破产时的特殊对待。这些政策能有效缓解税收对国有企业的消极影响，促进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根据所处地区不同，将矿业企业划分为东部地区企业、中部地区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对数据进行分组回归。表5的列（6）、列（7）和列（8）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矿业企业税收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与我国整体情况基本相似。西部与中部地区虽然也为负向关系，但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东部地区矿业企业税收对高质量发展的制约作用最强，中部和西部地区矿业企业影响相对较弱。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矿产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造成了税收对我国各地区企业发展不同程度的影响。东部地区产业竞争过大、税收总量扩张和生产成本较高等因素阻碍了东部地区矿业企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因此，应该给予东部地区企业更大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培育重点税源、改善税制结构和提升税收效益来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内生性分析

为了避免税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选取滞后一期的企业税收（L.tax）作为工具变量，剔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苏冬蔚等，2013）。然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对模型进行检验（宋常等，2016）。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税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回归系数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剔除存在的内生性后，税收与矿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依然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改变高质量发展的度量方法

根据王业斌等（2019）的研究，选取劳动生产率，即营业收入与员工人数的比值记为y，作为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对研究假设进行再次验证。表7的列（10）结果显示，各变量的回归结果较为理想，税收与高质量发展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列（11）结果表明，在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后，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与前文所述一致，说明前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3）改变企业税收的度量方法

由于企业税收的测算方法并不具有唯一性，利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营业总收入来重新衡量企业税收，记为tax1替换模型中的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的列（12）和列（13）所示。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因此，调整企业税收的度量方法不影响核心结论，模型依然具有稳健性。

本文以2014—2019年矿业企业为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以及产权和区域异质性实证分析了企业税收对矿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考虑了企业规模对二者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总的来说，税收对矿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税收制约了矿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二，当加入企业规模作为调节变量后发现，企业规模对税收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税收对高质量发展的制约作用在小规模企业体现得更为明显。第三，分区域和产权性质来看，税收对矿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此外，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矿业企业税收对高质量发展的制约效应更显著。

我国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部分，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减税降费是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基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矿业企业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要根据现实情况和我国具体国情作出科学的选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降低矿业企业税率，减轻企业税收。目前我国矿业企业总体税收负担过高，制约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应加大对矿业企业减税降费的力度，通过下调公司的名义税率和实施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来提升企业税制竞争力，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推动矿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2）税收对不同规模的矿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差异。税收对小规模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相较于大规模企业而言更为显著。在对矿业企业进行减税的过程中，应该加大对小规模企业的关注，通过加大小规模企业的税费优惠力度以及政府财政补贴等措施，实质性降低小规模企业的税收，提高小规模企业的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

（3）基于税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机制，应该实行有差别的减税措施。对此，应该充分考虑产权和区域的异质性，合理确定企业税率。与国有企业相比，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减税降费力度，结合“普惠式”减税和“结构性”减税政策，切实减轻非国有矿业企业的税收负担，精准施策支持矿业经济发展。此外，还要进一步支持非国有企业参与国家发展项目，对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给予更大的减税降费优惠。此外，国家应实施有针对性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缩小区域间发展差异，保证各地区矿业企业平稳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