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结构及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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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Rare Earth Trade Network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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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21-11-15 修回日期: 2022-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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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2021-11-15 Revised: 2022-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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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太, 马彩薇, 朱文兴.
XU Shuitai, MA Caiwei, ZHU Wenxing.
稀土具有独特的磁、光、电性能,因此被广泛运用于一系列战略性高新技术领域。由于稀土具有不可再生和分布不均衡等特征,导致全球稀土供需安全与贸易关系常年处于不稳定状态(朱学红等,2020)。我国是拥有17种稀土元素的资源储备大国,也是稀土生产、出口和消费大国。据美国地质勘探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USGS)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稀土储量约占全球稀土总储量的38%;生产量约占全球稀土总产量的86%,其中,稀土矿及其冶炼分离产品生产量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85%和95%;消费量约占全球稀土总消费量的57%。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我国稀土贸易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从国际上看,自2009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稀土探矿热潮,许多国家陆续探明稀土资源,全球稀土供需格局发生巨大转变。2012年,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裁定限制稀土出口之举违反国际贸易条例,我国被迫取消稀土出口配额制度,这使得我国凭借市场占有量所维持的稀土贸易地位受到威胁(周美静等,2020)。从自身来看,我国稀土产业集中度低,企业间的无序竞争导致稀土出口供大于求,现行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被动性。此外,我国稀土产业链主要处于上游原材料生产和中游冶炼分离阶段,下游终端应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尤其是在新材料应用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郑国栋等,2021)。因此,我国亟需探索推进稀土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
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相关部门明确提出要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以下简称国家)在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方面的开发合作,为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稀土贸易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稀土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俄罗斯和印度等国,稀土储量超过全球总储量70%(USGS,2020)。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使得我国与其他沿线国家之间的稀土贸易关系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形成了典型的贸易复杂网络。
1 文献回顾
稀土作为国家战略性关键金属矿产资源,一直以来在贸易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有关稀土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调整(Man-cheri,2015)、出口价格(Klossek et al.,2016)、供需关系(李振民等,2016,2017)和贸易网络(Hou et al.,2018)等方面。
其中,复杂网络与贸易网络具有较高的拟合性,随着网络科学的发展,国内外学者逐渐倾向于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探究贸易合作问题(Benson et al.,2016)。Serrano et al.(2003)发现全球贸易网络符合复杂网络的小世界、无标度和高集聚等局部异质性特征;Garlaschelli et al.(2005)和Squartini et al.(2011)发现全球贸易网络节点度与近邻平均度、节点度与聚类系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贸易强国间贸易强度大且集聚性强,呈现“富人俱乐部”现象;Cepeda-López et al.(2018)通过对1995—2014年全球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化进行分析,发现国家间的贸易联系呈同质性分布,核心国家间关联度高。
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凭借自身稀土资源优势,稀土储量及出口量占有较大比重,在全球稀土贸易网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Wang et al.(2019)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和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具体化的稀土流动网络模型,对社团结构和小世界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德国和美国是全球稀土贸易网络中最核心的三大经济体;邵桂兰等(2018)以复杂网络理论为基础,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中美稀土出口空间格局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区位条件是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稀土出口的地理集中程度略优于美国;倪娜等(2019)通过对2012年和2017年全球稀土永磁材料贸易网络进行中心性和核心—边缘分析,发现中国虽是稀土永磁材料出口大国,但并非出口强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我国贸易网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渗透度较低。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有关“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研究也开始不断涌现。邹嘉龄等(2016)通过构建2001年、2007年和2013年“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模型,发现其网络密度不断增强,但“区块化”显著,各国之间贸易关系不够紧密;宋周莺等(2017)将“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俄罗斯、印度和阿联酋等国在2个贸易网络中均发挥着核心枢纽作用,中国的核心地位尤为突出;杨文龙等(2018)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拓扑性质和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其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无标度和核心—边缘等特征,中国对其他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为优化稀土贸易格局提供了契机,然而有关“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的研究仍偏少。鉴于此,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根据201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稀土相关产品贸易数据,构建“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模型。分别从个体和整体2个层面出发,对稀土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过程进行分析,以探寻典型稀土贸易国家之间的异同,正确认识我国在“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及作用,从而为我国稀土贸易战略制定及“一带一路”稀土贸易格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说明
“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首次提出的,因此本文选取2013—2019年“一带一路”国家稀土相关产品的双边贸易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稀土相关产品间存在物理属性差异,因此在建立有向加权网络时考虑的是贸易额,而不是贸易量。
“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未精确界定其空间范围(刘卫东,2015)。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参考邹嘉龄等(2016)和杨文龙等(2018)关于“一带一路”空间范围的研究,设定研究范围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及中东欧65个“一带一路”国家,如表1所示。
表1 “一带一路”国家范围
Table 1
地区 | 国家 |
---|---|
东亚(2个) | 中国、蒙古国 |
东南亚(11个) |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缅甸、文莱、老挝、东帝汶 |
南亚(8个) |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不丹、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尼泊尔 |
中亚(5个) |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
西亚北非(19个) | 阿联酋、约旦、以色列、格鲁吉亚、卡塔尔、阿曼、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塞拜疆、埃及、伊朗、伊拉克、 巴林、也门、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亚美尼亚、科威特 |
中东欧(20个) | 阿尔巴尼亚、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摩尔多瓦、波黑、罗马尼亚、 克罗地亚、拉脱维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斯洛文尼亚、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 |
表2 稀土相关产品及海关HS编码
Table 2
阶段 | 稀土相关产品 | 海关HS编码 |
---|---|---|
稀土原材料生产 | 稀土矿、独居石矿、稀土高炉渣等 | 253090、262099 |
稀土冶炼分离 | 稀土盐类、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等 | 280530、284190、284210、284440、284610、284690 |
稀土终端应用 | 传统领域:冶金或机械制品、石油或化工制品、玻璃或陶瓷制品、农轻纺添加剂等 | 310390、310590、320420、320650、320720、360690、690320、690912、 701810、720299、720429、720521、722410、750220、846420、847490 |
新材料领域:荧光材料、抛光材料、永磁材料、储氢材料、催化材料等 | 340590、381512、680690、850511、900110、900190、901320 |
2.2 研究方法
复杂网络的中心理论是将现实体系中个体间的关系视为网络,并以此来表述实际网络中个体间的联系(韩梦玮等,2020)。根据复杂网络分析法,构建“一带一路”稀土贸易有向无权和有向加权网络模型。根据Fagiolo et al.(2010)的做法,以邻接矩阵 At 表示有向无权贸易网络,体现“一带一路”国家间是否存在稀土贸易关系;以邻接矩阵 Gt 表示有向加权贸易网络,体现“一带一路”国家在稀土贸易关系中相互影响的程度。其中,t=2013,2014,…,2019;邻接矩阵 At 中的元素aij 表示i国与j国的稀土贸易关系,当i国有向j国出口稀土相关产品时,aij =1,反之aij =0;邻接矩阵 Gt 中的元素wij 表示i国向j国出口稀土相关产品的贸易额,若贸易额为0,wij =0。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从个体与整体2个层面出发,对“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过程进行探究。个体层面以网络节点的度数中心度、介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点强度为依据,探索沿线各国在稀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及其演化趋势;整体层面通过具体分析网络密度、小世界网络和社团结构等特征,探究网络的整体特性及其演化规律,相关结构特征指标说明如表3所示。
表3 相关结构特征指标说明
Table 3
层面 | 指标 | 公式 | 含义 |
---|---|---|---|
个体层面 | 度数中心度 | 入度中心度: 出度中心度: | 度数中心度表示某一节点与其他节点相连接边的数量占比。在“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度数中心度越高,表示该节点国家与其他沿线国家存在稀土贸易关系的数目越多,影响力和覆盖范围越大。其中,N为“一带一路”国家总数;aij 与aji 为“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邻接矩阵 At 的数值 |
介数中心度 | 介数中心度表示某一节点作为其他任意2个节点间最短路径桥梁的次数占比。在“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介数中心度越高,表示该节点国家对其他沿线国家间稀土贸易的控制程度越高。其中,gjk 为j国家与k国家间所有最短的稀土贸易路径数;gjk (i)为j国家到k国家最短稀土贸易路径中经过i国家的路径数 | ||
接近中心度 | 接近中心度表示某一节点到其他节点最短路径的平均距离占比。在“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接近中心度越高,表示该节点国家在网络中获取资源和信息的路径越短,越不容易受到其他沿线国家间稀土贸易的影响。其中,dij 为i国家到j国家的最短路径长度,当i国家到j国家不存在稀土贸易关系时,dij =∞ | ||
点强度 | 入强度: 出强度: | 点强度又称为加权度,表示某一节点与之相连所有连边的权重之和。在“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点强度越大,表示该节点国家在网络中的重要性越大。其中,wji 与wij 为“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邻接矩阵 Gt 的数值 | |
整体层面 | 网络密度 | 网络密度表示网络中各节点间关系的紧密度。在“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网络密度越接近1,网络密度越高,各国家间的活动越频繁;网络密度越接近0,稀土贸易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其中,|E|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连边数 | |
小世界网络 | 平均聚类系数: 平均路径长度: | 小世界网络有较大的平均聚类系数和较短的平均路径长度。在“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平均聚类系数越大,表示各国家间集结成团的程度越高;平均路径长度越短,表示各国家间贸易效率越高,越具有“小世界”性质。其中,ki 为i国家的度值;Ei 为i国家与邻居节点两两相连的实际连边数 | |
社团结构 | 模块度: | 模块度表示网络中社团划分的程度。在“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模块度越大,表示网络划分的社团结构准确度越高。其中,m为最多可能存在的关系总数 |
3 “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结构特征演化分析
3.1 个体结构特征演化分析
(1)中心度指标
表4 “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心度指标排名前6的国家
Table 4
中心度指标 | 年份 | 1 | 2 | 3 | 4 | 5 | 6 |
---|---|---|---|---|---|---|---|
入度中心度 | 2013 | 印度 | 中国 | 俄罗斯 | 土耳其 | 阿联酋 | 新加坡 |
0.547 | 0.547 | 0.516 | 0.500 | 0.469 | 0.453 | ||
2014 | 中国 | 印度 | 俄罗斯 | 土耳其 | 阿联酋 | 捷克 | |
0.609 | 0.563 | 0.531 | 0.531 | 0.484 | 0.484 | ||
2015 | 阿联酋 | 俄罗斯 | 印度 | 中国 | 土耳其 | 捷克 | |
0.563 | 0.516 | 0.516 | 0.516 | 0.500 | 0.469 | ||
2016 | 印度 | 中国 | 俄罗斯 | 土耳其 | 阿联酋 | 捷克 | |
0.578 | 0.578 | 0.531 | 0.516 | 0.500 | 0.484 | ||
2017 | 中国 | 印度 | 俄罗斯 | 捷克 | 土耳其 | 阿联酋 | |
0.641 | 0.594 | 0.531 | 0.531 | 0.516 | 0.484 | ||
2018 | 印度 | 中国 | 俄罗斯 | 土耳其 | 阿联酋 | 捷克 | |
0.609 | 0.594 | 0.563 | 0.547 | 0.500 | 0.500 | ||
2019 | 俄罗斯 | 中国 | 阿联酋 | 印度 | 土耳其 | 沙特阿拉伯/乌克兰 | |
0.547 | 0.547 | 0.484 | 0.484 | 0.469 | 0.453 | ||
出度中心度 | 2013 | 中国 | 土耳其 | 捷克 | 印度 | 波兰 | 新加坡 |
1.000 | 0.891 | 0.875 | 0.844 | 0.781 | 0.719 | ||
2014 | 中国 | 捷克 | 波兰 | 土耳其 | 印度 | 俄罗斯 | |
1.000 | 0.891 | 0.875 | 0.875 | 0.844 | 0.734 | ||
2015 | 中国 | 土耳其 | 捷克 | 波兰 | 印度 | 俄罗斯 | |
1.000 | 0.922 | 0.875 | 0.844 | 0.813 | 0.750 | ||
2016 | 中国 | 土耳其 | 捷克 | 印度 | 波兰 | 俄罗斯 | |
1.000 | 0.906 | 0.875 | 0.859 | 0.844 | 0.781 | ||
2017 | 中国 | 土耳其 | 捷克 | 印度 | 波兰 | 俄罗斯 | |
1.000 | 0.906 | 0.891 | 0.891 | 0.859 | 0.719 | ||
2018 | 中国 | 土耳其 | 捷克 | 印度 | 波兰 | 俄罗斯 | |
1.000 | 0.906 | 0.891 | 0.891 | 0.859 | 0.813 | ||
2019 | 中国 | 波兰 | 土耳其 | 捷克 | 印度 | 俄罗斯 | |
1.000 | 0.922 | 0.922 | 0.859 | 0.859 | 0.813 | ||
介数中心度 | 2013 | 中国 | 印度 | 土耳其 | 新加坡 | 捷克 | 俄罗斯 |
0.097 | 0.085 | 0.056 | 0.038 | 0.033 | 0.029 | ||
2014 | 中国 | 印度 | 土耳其 | 捷克 | 俄罗斯 | 新加坡 | |
0.118 | 0.065 | 0.055 | 0.037 | 0.033 | 0.033 | ||
2015 | 中国 | 印度 | 土耳其 | 阿联酋 | 捷克 | 新加坡 | |
0.085 | 0.073 | 0.053 | 0.043 | 0.040 | 0.036 | ||
2016 | 中国 | 印度 | 土耳其 | 泰国 | 新加坡 | 捷克 | |
0.094 | 0.065 | 0.048 | 0.040 | 0.038 | 0.036 | ||
2017 | 中国 | 印度 | 土耳其 | 捷克 | 泰国 | 阿联酋 | |
0.091 | 0.075 | 0.049 | 0.038 | 0.036 | 0.029 | ||
2018 | 中国 | 印度 | 俄罗斯 | 土耳其 | 泰国 | 捷克 | |
0.069 | 0.065 | 0.054 | 0.038 | 0.036 | 0.030 | ||
2019 | 中国 | 俄罗斯 | 新加坡 | 阿联酋 | 印度 | 土耳其 | |
0.080 | 0.057 | 0.037 | 0.033 | 0.032 | 0.028 | ||
接近中心度 | 2013 | 也门 | 中国 | 土耳其 | 捷克 | 印度 | 波兰 |
1.000 | 1.000 | 0.901 | 0.889 | 0.865 | 0.821 | ||
2014 | 中国 | 捷克 | 波兰 | 土耳其 | 印度 | 俄罗斯 | |
1.000 | 0.901 | 0.889 | 0.889 | 0.865 | 0.790 | ||
2015 | 中国 | 土耳其 | 捷克 | 波兰 | 印度 | 俄罗斯 | |
1.000 | 0.928 | 0.889 | 0.865 | 0.842 | 0.800 | ||
2016 | 中国 | 土耳其 | 捷克 | 印度 | 波兰 | 俄罗斯 | |
1.000 | 0.914 | 0.889 | 0.877 | 0.865 | 0.821 | ||
2017 | 中国 | 土耳其 | 捷克 | 印度 | 波兰 | 俄罗斯 | |
1.000 | 0.914 | 0.901 | 0.901 | 0.877 | 0.780 | ||
2018 | 中国 | 土耳其 | 捷克 | 印度 | 波兰 | 俄罗斯 | |
1.000 | 0.914 | 0.901 | 0.901 | 0.877 | 0.842 | ||
2019 | 中国 | 波兰 | 土耳其 | 捷克 | 印度 | 俄罗斯 | |
1.000 | 0.928 | 0.928 | 0.877 | 0.877 | 0.842 |
从度数中心度来看,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和阿联酋始终位于入度中心度排名的前列;中国、土耳其、捷克、印度和波兰始终位于出度中心度排名的前列,均远高于其均值,说明这些国家在“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中国的出度中心度在2013—2019年始终为1,位列第一,稀土产业链中终端应用产品的出度中心度同样为1,说明中国是“一带一路”国家中唯一每年向其他沿线国家出口稀土相关产品(特别是稀土终端应用产品)的国家,具有非常活跃的稀土出口贸易活动,占据“一带一路”稀土出口贸易的绝对核心地位。然而,中国的入度中心度虽位列前列,但个别年份不及印度、俄罗斯等国,常年保持在[0.500,0.650]区间,且受稀土终端应用产品的入度中心度影响较大,说明中国每年与50%以上的其他沿线国家进行稀土相关产品(特别是稀土终端应用产品)进口贸易,对“一带一路”稀土进口贸易存在一定影响,但影响力不及出口贸易。而不丹、东帝汶等国的度数中心度始终很低,是“一带一路”稀土贸易活动中最不活跃的国家。
从介数中心度来看,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始终位于介数中心度排名的前列,均远高于其均值,说明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稀土贸易活动有较强的控制力,属于贸易网络中的重要枢纽。其中,中国的介数中心度在2013—2019年位列第一,具有稳定且极强的稀土贸易控制力。俄罗斯的度数中心度在2017—2019年增大,介数中心度也随之增大,排名位居前列;印度和土耳其的介数中心度在2018—2019年急剧下降,远不及其他年份。而不丹、东帝汶、老挝、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介数中心度始终为0,说明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稀土贸易活动没有控制力,处于贸易网络的边缘地带。
从接近中心度来看,中国、土耳其、捷克、印度和波兰始终位于接近中心度排名的前列,均远高于其均值,说明这些国家不易受“一带一路”其他国家间稀土贸易活动的影响。其中,中国的接近中心度在2013—2019年始终为1,位列第一,说明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间具有极短的稀土贸易路径,处于贸易网络的核心地位。也门的接近中心度在2013年为1,但其他中心度指标均偏低,其他年份的接近中心度也普遍偏低,甚至在2016—2019年为0。而不丹、东帝汶、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接近中心度始终为0,进一步说明这些国家处于贸易网络的边缘地带。
贸易关系是指国家间产生贸易活动的关系,“一带一路”稀土贸易关系数即为各沿线国家间产生稀土贸易活动的实际节点连边数。将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关系数与各平均中心度指标演化过程进行对比,如图1所示。印度尼西亚、卡塔尔和马来西亚等国在2016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中对外出口的国家数量骤减;乌克兰、伊朗、阿曼、巴林、黎巴嫩和泰国等国在2019年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从而导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关系数在2016年和2019年出现了大幅下降,各平均中心度指标也受其影响发生了相应变化,说明贸易关系数是影响各中心度指标的重要原因。
图1
图1
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关系数与各平均中心度指标演化过程
Fig.1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rare earth trade relationship number and average centricity degree indexes in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13 to 2019
(2)点强度指标
点强度指标是量化节点在网络中资源占用程度的重要分析指标。通过计算,列出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点强度指标排名前6的国家,并依据数值由大到小进行排列,如表5所示。
表5 “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点强度指标排名前6的国家
Table 5
点强度指标 | 年份 | 1 | 2 | 3 | 4 | 5 | 6 |
---|---|---|---|---|---|---|---|
入强度 | 2013 | 中国 | 印度 | 泰国 | 越南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 |
76 602.453 | 66 484.305 | 44 569.156 | 42 511.284 | 29 656.327 | 28 918.096 | ||
2014 | 中国 | 印度 | 泰国 | 越南 | 马来西亚 | 俄罗斯 | |
81 662.293 | 67 579.653 | 42 968.045 | 41 331.243 | 31 874.709 | 28 606.154 | ||
2015 | 中国 | 印度 | 泰国 | 越南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 | |
87 600.372 | 66 402.985 | 44 929.996 | 40 446.707 | 39 005.914 | 26 916.440 | ||
2016 | 中国 | 印度 | 越南 | 泰国 | 马来西亚 | 捷克 | |
68 239.435 | 30 558.723 | 28 377.181 | 26 075.381 | 26 062.455 | 20 274.416 | ||
2017 | 中国 | 马来西亚 | 越南 | 印度 | 泰国 | 捷克 | |
88 478.143 | 39 021.444 | 35 954.428 | 33 319.546 | 28 180.212 | 27 390.561 | ||
2018 | 中国 | 马来西亚 | 越南 | 印度 | 泰国 | 捷克 | |
70 875.773 | 42 176.427 | 41 431.153 | 39 223.262 | 37 224.312 | 32 394.918 | ||
2019 | 中国 | 越南 | 马来西亚 | 印度 | 泰国 | 捷克 | |
65 085.888 | 43 443.713 | 40 042.122 | 39 604.046 | 35 074.657 | 30 322.958 | ||
出强度 | 2013 | 中国 | 以色列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捷克 | 俄罗斯 |
20 0533.282 | 80 843.900 | 45 353.241 | 31 906.101 | 24 485.088 | 22 493.861 | ||
2014 | 中国 | 以色列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捷克 | 俄罗斯 | |
23 7361.472 | 63 963.100 | 44 954.684 | 36 747.333 | 25 397.863 | 25 368.913 | ||
2015 | 中国 | 以色列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 | 俄罗斯 | 捷克 | |
252 297.742 | 59 191.200 | 41 637.629 | 41 590.347 | 25 830.525 | 18 023.983 | ||
2016 | 中国 | 以色列 | 俄罗斯 | 波兰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
121 690.466 | 45 153.400 | 33 537.341 | 26 189.691 | 20857.520 | 19 074.993 | ||
2017 | 中国 | 以色列 | 俄罗斯 | 波兰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 | |
151 574.986 | 44 987.900 | 37 490.902 | 30 897.721 | 30 854.883 | 28 843.088 | ||
2018 | 中国 | 以色列 | 波兰 | 俄罗斯 | 马来西亚 | 印度 | |
181 451.151 | 50 964.300 | 38 651.237 | 32 166.194 | 28 796.665 | 17 763.582 | ||
2019 | 中国 | 以色列 | 波兰 | 俄罗斯 | 马来西亚 | 捷克 | |
182 297.283 | 47 722.500 | 42 012.596 | 35 212.569 | 28 448.384 | 17 827.414 |
从入强度来看,中国、印度、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入强度始终位于前列,说明这些国家稀土相关产品需求量大,因而产生了较大的进口贸易额。其中,泰国并没有显著的稀土资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进口稀土相关产品来维持国家稀土产业的发展,“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缓解了这一制约。从出强度来看,中国、以色列、马来西亚和俄罗斯的出强度始终位于前列,表明这些国家稀土资源丰富或生产技术水平较先进,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出口贸易额。其中,以色列对其他沿线国家的稀土出口以终端应用产品为主,尤其是农轻纺添加剂,占以色列稀土出口贸易的90%以上。而东帝汶、不丹等国家的“一带一路”稀土贸易额非常少,对贸易网络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小。点强度指标结果与中心度指标结果基本一致。
将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总额与典型国家稀土贸易额演化过程进行对比,结果如图2所示。在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中国的稀土进出口贸易始终位列第一,相比其他沿线国家,中国的出强度出现明显断层,充分说明中国是稀土出口大国,在“一带一路”稀土贸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6年,由于中国的稀土终端传统应用产品出口贸易额由2015年的132 063.623万美元急剧下降至12 590.542万美元,其中包括玻璃或陶瓷制品、农轻纺添加剂等产品,导致中国稀土出口贸易额出现了最低值。据分析,自2016年起,有超过50%的其他沿线国家没有向中国进口稀土终端传统应用产品,且应用于玻璃或陶瓷制品、农轻纺添加剂等稀土终端传统应用产品的出口贸易仍在缓慢减少。与此同时,自2016年起,由于中国稀土终端新材料应用产品的出口贸易出现了明显增长,包括抛光材料、永磁材料和催化材料,使得中国稀土贸易额整体恢复上升趋势。“一带一路”其他典型国家的稀土贸易在2013—2019年保持平稳。
图2
图2
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总额与典型国家稀土贸易额演化过程
Fig.2
Evolution process of rare earth trade volumes in the Belt and Road and typical countries from 2013 to 2019
3.2 整体结构特征演化分析
(1)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可揭示“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各国之间的紧密程度,由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贸易关系数与贸易网络中可能存在的最大贸易关系数之比表示。通过计算,将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关系数与网络密度演化过程进行对比,如图3所示。由于受稀土贸易关系数的影响,网络密度在2016年和2019年出现了明显下降,其余年份保持在[0.280,0.310]区间内,说明“一带一路”国家参与稀土贸易的活跃度不是很高,整体贸易网络结构比较松散,反映出“一带一路”稀土贸易关系的建立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图3
图3
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关系数与贸易网络密度演化过程
Fig.3
Evolution process of rare earth trade relationship number and trade network density in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13 to 2019
(2)小世界网络
小世界网络是相对于同等规模节点的随机网络,具有较大的平均聚类系数和较短的平均路径长度特征的网络模型(Watts et al.,1998)。将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与平均路径长度演化过程进行对比,如图4所示。参考杨文龙等(2018)的做法,利用Python软件计算出相应随机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为0.203,平均路径长度为1.865。在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平均聚类系数一直保持平稳趋势,最小值为2013年的0.659,远大于随机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平均路径长度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1.743)后呈下降趋势,波动较大,但也小于随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一带一路”稀土贸易有较高的连通性和网络凝聚力,始终保持着小世界网络特征。
图4
图4
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与平均路径长度演化过程
Fig.4
Evolution process of average clustering coefficient and average path length of rare earth trade network in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13 to 2019
(3)社团结构
复杂网络实际上是由多个社团构成的,社团是一组具有某种特定关系的节点组成的节点集合。“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的国家可根据相互贸易联系程度划分为多个社团,社团内部的节点国家联系相对紧密,且在结构或功能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社团间节点国家的联系相对较稀疏,存在较大的差异。运用Gephi 0.9.2软件得出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的模块度和社团结构,如表6所示。同时,绘制2013年和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进行社团结构可视化分析,如图5所示。在图5中,以“一带一路”国家为网络节点,节点大小代表该国稀土相关产品的出口总额,节点颜色代表该国当年所处的社团;以国家间的稀土贸易关系为边,边的粗细代表两国间稀土相关产品的贸易额,边越粗,表明两国间稀土贸易额越大;稀土贸易资金流动方向为边的箭头指向。
表6 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的模块度与社区结构
Table 6
年份 | 模块度 | 社区数 | 各社区中的国家数 |
---|---|---|---|
2013 | 0.165 | 2 | [39,26] |
2014 | 0.200 | 3 | [37,24,4] |
2015 | 0.157 | 3 | [35,26,4] |
2016 | 0.285 | 4 | [25,20,10,10] |
2017 | 0.335 | 4 | [30,17,14,4] |
2018 | 0.199 | 4 | [26,24,8,7] |
2019 | 0.211 | 3 | [28,26,11] |
图5
图5
2013年和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
Fig.5
Rare earth trade net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2013 and 2019
由“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可知,“一带一路”稀土贸易关系错综复杂,但整体分布乱中有序。中国是“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的核心国家,与其他沿线国家之间的稀土贸易往来较密切。
根据地理分布特征,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临近,因此以中国为稀土贸易中心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常年被划分到同一个社团中。除此之外,还与土耳其、埃及、格鲁吉亚等西亚北非国家常年被划分到同一个社团中,说明这些国家之间的稀土贸易往来较密切。而中东欧国家则以波兰和捷克为稀土贸易中心,常年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中东欧国家被划分到同一个社团中。除此之外,还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被划分到同一个社团中,从而形成了联系紧密的稀土贸易圈。印度虽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较为临近,但相比其他临近国家,印度与中国的稀土贸易联系较稀疏,反而与以色列、阿联酋等国家稀土贸易关系密切,因此后期印度与小部分国家逐渐从大社团中脱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社团。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通过个体和整体2个层面对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2013—2019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呈现“小世界”特征,但网络密度较低,整体网络结构的通达性较弱。
(2)中国是“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在贸易网络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具有绝对的稀土贸易影响力和控制力。从国家来看,中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东南亚及南亚等国家表现显著,但与波兰、捷克等国家相比,中国在中亚及中东欧国家的稀土贸易竞争力较弱。
(3)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往往具有更为紧密的稀土贸易联系,这与国家间的产业临近性、贸易运输成本和文化水平差异等因素密不可分。但中亚国家与其他沿线国家相比,稀土贸易活跃度不高,大多数国家处于“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的边缘地带。
(4)稀土终端应用产品的贸易是影响稀土贸易的主要方面。中国稀土相关产品的开发和技术手段在逐步向新材料领域延伸,但就其他沿线国家而言,由于受稀土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制约,稀土产业发展仍停留在原材料生产、冶炼分离及终端传统应用阶段。
基于以上结论,对我国稀土贸易战略制定及“一带一路”稀土贸易格局优化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地理位置对“一带一路”稀土贸易合作的影响。由于受地理位置和运输成本的制约,我国未能完全渗透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的稀土贸易活动,完善基础设施有助于降低因空间距离产生的贸易成本。因此,我国应在本国优质产能与工业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与外界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协助潜在稀土贸易伙伴国家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的运输成本,进一步加强与地理位置较远的国家间的稀土贸易联系,优化“一带一路”稀土贸易格局。
(2)加强各核心国家间稀土贸易联系,进一步巩固我国在“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各核心国家是“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因此,我国应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通过加强与土耳其、捷克、波兰等核心国家间的稀土贸易联系,从而推进我国与其他沿线国家间稀土贸易的发展,以此提升稀土贸易控制力,增强定价话语权,提高我国稀土经济价值。
(3)减少稀土贸易壁垒,提高“一带一路”稀土贸易活动的畅通度和贸易网络发展。一方面,提高稀土相关产品开发及生产技术水平有利于充分利用稀土资源,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从而有效应对稀土贸易的非关税壁垒,提升稀土贸易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对外稀土贸易中的风险防范能力,掌控“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的主动权;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借助政策沟通,尽可能地减少与其他沿线国家的贸易壁垒,促进各国之间的稀土贸易联系,增强“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密度,逐渐打造成一个更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
(4)拓展稀土贸易合作对象,推动“一带一路”稀土贸易市场对象多元化。一方面,我国应继续保持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周边稀土贸易活跃国家间的贸易联系,并注重发挥我国稀土贸易核心地位优势,以国家枢纽式节点为依托向周边国家拓展,打造全通式的贸易网络;另一方面,我国也应积极挖掘潜在的稀土贸易机会,对于稀土贸易合作程度较低的稀土资源禀赋国,应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及商业沟通等措施加强稀土贸易合作,提高市场供应链灵活性,不断优化调整“一带一路”稀土贸易网络结构。
http://www.goldsci.ac.cn/article/2022/1005-2518/1005-2518-2022-30-2-1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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